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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朱萬章

內容摘要：作為書畫余興，文徵明傳世的兩件朱竹作品不僅在其藝術生涯中較為罕見，在明代畫史上也不多見，而且是現在所見存世最早的朱竹作品，因而具有了標桿意義。筆者認為，文徵明在朱竹作品中展現了“清風”與“超俗”的文人情懷。對文徵明朱竹的探究，不僅有裨于文徵明藝術成就的全面認知，對于畫史的梳理與發見，亦不無學術價值。

關鍵詞：文徵明 蘇軾 朱竹 宋克 孫克弘 墨竹

文徵明（1470—1559）（圖1）擅畫山水，兼擅花鳥、人物。在其傳世作品中，大抵八成以上為山水，花鳥次之，人物再次之。在其花鳥畫中，以“竹”為主題的有近二十件左右，均為墨竹和朱竹。其墨竹有作于明嘉靖十年（1531）《雙柯竹石圖》軸（上海博物館藏），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的《竹石喬柯圖》軸（吉林省博物院藏），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的《蘭竹圖》卷（上海博物館藏）〔1〕和《蘭竹石圖》卷（故宮博物院藏），明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的《畫竹冊》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），明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的《蘭竹拳石圖》卷（故宮博物院藏），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的《枯木竹石圖》扇頁（上海博物館藏），及無年款的《蘭竹》扇面、《蘭竹圖》軸（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），《蘭竹圖》卷、《墨竹》扇頁、《竹石》扇面（均藏故宮博物院），《蘭竹圖》軸、《古木竹石圖》扇頁、《蘭竹圖》扇頁（三件）（均藏上海博物館），《漪蘭竹石圖》卷、《枯木竹石圖》軸（均藏遼寧省博物館），《墨竹圖》（吉林省博物院藏），《古木蘭竹圖》軸（浙江省海鹽縣博物館藏）和《枯木竹石圖》（陜西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）等，而其朱竹作品則僅存兩件（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）。這些畫竹，反映了文徵明在主擅的山水畫之外的藝術造詣。關于墨竹的話題，已有不少學者做過較為深入、全面的探討〔2〕，筆者此文僅就其兩件《朱竹圖》展開討論。

圖1 [清] 葉衍蘭 文徵明像 紙本設色 29.9×15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

一、關于文徵明《朱竹圖》的疏證

文徵明的兩件《朱竹圖》分別作于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（圖2）和三十四年（1555）（圖3），是其在65歲和86歲所作。為論述方便，姑且將前者命名為“盛年本《朱竹圖》”，后者命名為“晚年本《朱竹圖》”。

圖2 [明] 文徵明 朱竹圖 紙本設色 117.7×24.3厘米 1534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圖3 [明] 文徵明 朱竹圖 紙本設色 149.3×29.5厘米 1555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盛年本《朱竹圖》以條幅形式繪兩竿修長的翠竹和數根短竹，均為折枝。朱竹居于畫面下側，占據畫心五分之三的空間，畫心上側五分之一為題識，在題識與朱竹之間則另有五分之一留白。饒有趣味的是，不僅竹為朱砂所繪，且題識也為朱筆所書。其書文曰：“淇園丹鳳飛來，幾時留得參差翼。簫聲吹斷，彩云忽墮。碧空猶隔，想是湘靈。淚彈多處，血痕都積。看蕭疏瘦影，隔簾欲動，應似落花狼藉。莫道清高也俗，再相逢，子猷還惜。此君未老，歲寒猶有，少年顏色。誰把珊瑚，和煙換去，瑯玕千尺，細看來不是天工，卻是那春風筆。右調《水龍吟》，高季迪先生作，嘉靖十三年，歲在甲午二月五日，徵明因戲寫朱竹，遂錄其上。”在畫心右下側，鈐白文方印“文徵明印”和朱文方印“徵仲”，其鑒藏印有朱文長方印“石渠寶笈”、朱文橢圓印“嘉慶御覽之寶”“御書房鑒藏寶”和朱文方印“宣統御覽之寶”。“高季迪先生”即明初詩人高啟（1336—1374），字季迪，號青丘子，江蘇長洲（今蘇州）人，擅詩文書法，與楊基（1326—1378）、張羽（1323—1385）和徐賁（1335—？）并稱“吳中四杰”，著有《高青丘集》。高啟的《水龍吟》原即為題一卷《朱竹圖》而寫，畫的作者已不可考。高氏的詞被作為朱竹形象的代言，在明代被廣泛應用，徐應秋的《玉芝堂談薈》、徐輶的《徐氏筆精》等均有記載〔3〕。惟其如此，文徵明抄錄以詠其朱竹，亦有順應時流之意。此圖著錄于《石渠寶笈初編·御書房》、北平故宮博物院編《故宮書畫集》第十三冊、《故宮周刊》《故宮日歷》及《故宮書畫圖錄（七）》等〔4〕。

時隔21年后，已過權杖之年的文徵明再次繪制了一幅《朱竹圖》，也即晚年本。該圖也為條幅，所繪也為兩竿長竹與數根短竹。與盛年本略有不同的是，在造型上，此圖占據五分之四空間，另有五分之一為題識。其題識也為朱筆所書，也抄錄高季迪先生的《水龍吟》，款識有所不同：“右調寄《水龍吟》，高季迪先生作也，嘉靖乙卯秋日戲寫朱竹，遂錄其上，長洲文徵明”，在款識下側，即鈐白文方印“徵仲父印”“文徵明印”和朱文方印“衡山”。其鑒藏印有8方，除盛年本的4方外，尚有朱文橢圓印“乾隆御覽之寶”、朱文長方印“三希堂精鑒璽”、白文方印“宜子孫”和白文橢圓印“乾隆鑒賞”。此圖曾著錄于《石渠寶笈初編·御書房》、北平故宮博物院編《故宮書畫集》第十三冊、《故宮周刊》《故宮日歷》《書苑·文氏父子集》及《故宮書畫圖錄（七）》等〔5〕。

文徵明的兩件《朱竹圖》，不僅題識都是抄錄高季迪先生的《水龍吟》，在構圖和造型上也有明顯的相似之處，只是在朱竹的造型方面，盛年本的修竹要比晚年本要短，而晚年本的竹葉則要比盛年本要略繁盛，但總體上看，從意境、筆法與賦色方面，兩圖并無二致。在文徵明現存的畫竹作品中，就具有年款的畫作而言，最早者為62歲所作，最晚者為89歲所作。若從文獻記載看，最早的畫竹是在33歲時，系文徵明與蔡羽（1477或1478—1541）燕坐，為其寫竹石并題〔6〕，之后的記錄都在60歲以后。由此可見，其畫竹幾乎都集中在其花甲之年以后，也即其藝術創作的盛年與晚年。兩件《朱竹圖》也和其墨竹一樣，是其晚年藝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二、文徵明朱竹與墨竹比對

文徵明的朱竹系墨竹的變體，雖然就技法而言，二者只是所采用的繪畫原料的區別，氣韻及格調并無本質的不同。但細究起來，仍然有很多相異處。文徵明的墨竹較有層次感，往往以墨色的濃淡深淺以表現竹枝與竹葉的偃仰搖曳與遠近高低，如《墨竹圖》（吉林省博物院藏，圖4）即是如此。該圖的竹葉與枝干均工整細致，墨色的層次豐富，竹葉縱橫交錯而不凌亂，頗有文同遺韻。福徵在畫幅有題畫詩，中有“醉墨淋漓濕未干，拂云群玉倚秋看”句〔7〕，可知其墨韻發揮得淋漓盡致。相比較而言，文徵明的朱竹表現則并不明顯：一方面在文徵明而言，朱砂只是偶亦為之，在技術上不及水墨熟稔，故在色的濃淡深淺方面自然稍遜一籌；另方面，朱砂本身的性能與墨汁有所不同，在揮寫時不及水墨恣肆淋漓。所以，兩幅《朱竹圖》與文徵明的諸墨竹畫相比，就顯得單一一些，在造型上有類同感。

圖4 [明] 文徵明 墨竹圖 紙本墨筆 59.7×29.8厘米 吉林省博物院藏

此外，文徵明的墨竹常與蘭草、柏樹、古木、壽石等多種植物或石配搭，并非孤立的竹，可見在題材的拓展方面，文徵明的墨竹發揮得游刃有余，如《蘭竹圖》（故宮博物院藏，圖5）即是其例。而兩件《朱竹圖》，畫中僅見“竹”，并無其他任何襯景。在形制方面，文徵明的墨竹有立軸（條幅），也有手卷，更有扇面，而其朱竹則僅為條幅。

圖5 [明] 文徵明 蘭竹圖 紙本墨筆 73×26.8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

文徵明在其作于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的《畫竹冊》中題識曰：“夏日燕坐停云館，適祿之過訪，談及畫竹，因歷數古名流，如與可、東坡、定之輩，指不能盡曲。予俱醉心而未能逮萬一。閑窗無事，每喜摹仿。祿之遂檢案頭素冊，命余凃抹。余因想象古人筆意，漫作數種。昔云林云：畫竹聊寫胸中逸氣，不必辨其似與非。余此冊，即他人視為麻為蘆，亦所不較，第不知祿之視為何如耳。”〔8〕故可知，文徵明畫竹，多如倪云林（1306—1374）所言“聊寫胸中逸氣”。這兩件《朱竹圖》大抵亦如此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文徵明的朱竹與墨竹是一致的。

雖然文徵明的朱竹并不及其墨竹精湛，但其在文徵明藝術歷程中的地位，則遠遠超越其墨竹，而其朱竹在明代畫壇甚至整個中國繪畫史上的意義，也遠非其墨竹所比擬。

三、明代繪畫語境中的文徵明朱竹

關于朱竹的源流，至少有四種不同的說法。第一種說法是指起源于三國時期的關羽（壽亭侯、關壽亭），孫克弘（1533—1611）在題跋《朱竹圖》卷時說“管夫人喜寫朱竹，楊廉夫贈以歌行，載集中，或云自壽亭侯始”，莫是龍（1537—1587）在自題《朱竹圖》卷時也說“前輩言朱竹始于關壽亭，不知何昉，坡公亦效為之”〔9〕，而關羽距今太遙遠，相關繪畫資料闕如，對其繪制朱竹的情況并無明確記載。第二種說法是指起源于北宋的蘇軾。據傳，蘇東坡在試院時，一時興起畫竹，但卻無墨，遂用朱筆代之，從此便有朱竹。丁云鵬（1547—1628年尚在）在自題《朱竹圖》卷時說“朱竹始作，起于蘇長公。后至柯丹邱、宋仲溫，嘉其不事繩墨，任情興所適，以此往往追仿其意，然寫不過一枝數葉，亦易窮其意也”〔10〕。第三種說法是指來源于米芾（米南宮），明人王穉登（1535—1613）在題莫是龍《朱竹圖》卷時說“朱鳳翩躚好羽翰，滄溟鐵網出瑯玕。他年身在青霞闕，手把葳蕤絳節看。朱竹始于米南宮，后世作者接跡，正如九辨七發，徒貽嚼蠟之誚”〔11〕，但關于米芾畫朱竹的情況，王氏并沒有詳細闡述。第四種說法則是朱竹起源于明初的宋克（1327—1387）。宋克字仲溫，江蘇長洲人（今蘇州），擅詩文書法，尤善畫竹，有《萬竹圖卷》（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）行世。徐輶在其《徐氏筆精》中寫道：“朱竹古無所本，起于國初宋仲溫，有一卷不知何人筆。高季迪題水龍吟云……此卷舊為王太史家物，伯兄惟和收得之，珍若重寶……伯兄卒，卷售他人”〔12〕，徐應秋在其《玉芝堂談薈》中亦說“朱竹古所無，起于國初，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，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，管夫人嘗畫懸崖朱竹一枝，楊廉夫題其上云：網得珊瑚枝，擲向筼筜谷。明年錦弸兒，春風生面目”〔13〕，此處雖然講朱竹起源于宋克，卻又說元代的管夫人（管仲姬1262—1319）曾經畫過懸崖朱竹一枝，可見并非宋克首創。王士禎（1634—1711）在援引《太平清話》的記載亦云：“朱竹古無所本，宋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，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，然閩中實有此種，紅如丹砂。”〔14〕以上四種說法，學界普遍較為認同第二種，即朱竹起源于蘇軾。在蘇軾之后，元朝的柯九思（1290—1343）、管仲姬等人都有過畫朱竹的記錄，但遺憾的是，他們均無朱竹作品傳世。

究其實，朱竹到底起源何人，其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明初以后，關于朱竹的詩詞歌賦多了起來，而且關于繪制朱竹的文獻記載和傳世作品也大量出現。明人孫繼臬（1550—1610）有《朱竹》詩曰：“亦是檀欒池上枝，何緣殊色污胭脂。輕陰卻訝繁紅藉，勁節難隨大綘移。結實定為朱鳳食，騰空堪作赤龍騎。多應血染湘妃淚，賦客梁園總未知。”〔15〕徐熥亦有《題朱竹》云：“根如赭虬，髯葉如丹，鳳尾有時截作釣鰲竿。珊瑚亂拂桃花水，有時擲杖化為龍。白日青天赤鱗起，能將紅霧變蒼煙。產在朱明幾洞天，須臾絳節生彤管，只向松間滴露研。”〔16〕鄭以偉（？—1633）有《水龍吟·題宋仲溫所畫朱竹和高季迪》詞曰：“湖州肝鬲青青，和煙生岀蒼鸞翼。是誰移種，墨梢忽變，彩梢無隔，赤帝根苖，否龍孫播，渭川堆積，更云安杜宇，啼喉不歇，灑向高枝紛藉。漫道胭脂近俗，猛開簾，落紅堪惜，魏征若在，錦袍疑見，立朝豐色，高子風流，黃絹宋克，天工刀尺，愛此君再欲傳神，愧乏他蘇黃筆。”〔17〕陳薦夫則有《朱竹歌》，中有“何人寫此真殊技，解使瑯玕成火齊。裁將彤管配朱弦，六月南風享炎帝”句。〔18〕清代的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有《明孫克弘及各家朱竹一卷》，畫卷中有12段朱竹，分別為孫克弘（4段）、張忠、宋旭（1525—1606年后）、莫是龍（兩段）、丁云鵬、周之冕、侯懋功和璩之璞所繪，在每段朱竹之后，大多有題詩或其他跋語，或言朱竹源流，或歌詠各家風韻，或獨抒胸臆，如陸樹聲（1509—1605）在卷尾題跋曰：“孫漢陽君筆端三昧，幻出朱竹，蕭散有高韻。卷中士，戲筆和之者一二輩。暇日就幾展玩，惟恐收去。君自謂世無朱竹，復援前人名勝作，始者實之，不知大化中色俏何者？非幻茍心與象會，則作者自命何暇步邯鄲也？”〔19〕可見無論在詩詞歌賦還是在繪畫方面，朱竹在明代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。

朱竹之所以在明初開始出人意料地受到文壇和畫苑的垂注，除了宋克因為偶然因素開啟明代朱竹繪畫的先河外，更重要是基于以下三個原因：首先是因為與“朱明”王朝相關，所謂“產在朱明幾洞天”，便是此意，因而這一時期的文人多有與時俱進之意。朱竹在朱明王朝，自然有祥瑞之意，這是當時很多文人墨客歌詠朱竹和繪制朱竹的主要原因；其次則是朱竹在明代確實存在，生長在福建、廣東一帶，《福建通志》記載：“朱竹，紅如擲火，延建間有之，大可為杖，小者以餙盤匝，今其種絕矣。”〔20〕王士禎的《古夫于亭雜錄》也有相關記錄：“閩有朱竹，色如丹砂。余嘗寄書門人李中丞，質君殷太學彥來求一枝作杖，彥來云：舊惟古田縣一僧舍有之，周櫟園侍郎求以為杖。自后官閩者，競取之，遂成故事，僧苦之，竟鏟去，其種絕矣。”〔21〕“周櫟園”即周亮工（1612—1672），清初詩人及書畫家，著有《讀畫錄》等。據此可知，至少在明末清初之前，朱竹是一直存在實物的。故文徵明等人所畫朱竹，既是如同墨竹題材一樣的藝術創造，抑或也有寫實之意。

四、文徵明朱竹的畫史意義

宋克雖然被認為是明代畫朱竹的第一人，但并沒有朱竹作品傳世〔22〕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海內外公庫所藏傳世繪畫，除文徵明的兩件《朱竹圖》外，現在所見的明代朱竹作品尚有孫克弘作于明萬歷六年（1578）的《朱竹圖卷》（上海博物館藏）、明萬歷二十一年（1593）的《文窗清供圖》卷（故宮博物院藏）、顧聰作于明萬歷四十五年（1617）的《朱筆三祝圖》軸（南通博物苑藏）、王子元作于明崇禎十二年（1639）的《朱竹蘭石圖》卷（故宮博物院藏）和倪元璐（1593—1644）作于同年的《朱竹圖》軸（臺北故宮博物院）以及孫克弘無年款的《朱竹圖》軸（兩件，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）、《朱竹圖》軸（故宮博物院藏）、《朱竹圖》扇頁（上海博物館藏）等。這些作品，即便是最早者（1578），也要比文徵明最晚的《朱竹圖》（1555）晚二十三年。毫無疑問，就傳世作品來看，文徵明的兩件《朱竹圖》，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朱竹畫，故其在美術史上的意義，自然不可小覷。

“揚州畫派”代表畫家金農（1687—1763）在自題繪畫中曾寫道：“閩中有朱竹，粵中有朱竹，乃物之變者也。昔文待詔曾寫一竿，予未之見，因以己意為之，不知其有合焉否耶？”〔23〕“文待詔”即文徵明，可見文徵明寫朱竹，在時隔兩百余年后，仍然被人記起，說明在明代中期以降直到清代中期，文徵明的朱竹在藝術圈有傳播且有一定影響力。金農更在題畫雜記中說：“蔡中郎作飛白書，張瓅畫飛白石，張萱作飛白竹，世不恒見。春日多暇，余戲為擬之。若文待詔畫朱竹，又竹之變者也。”〔24〕將文徵明的朱竹與前代的飛白書、飛白石和飛白竹相提并論，是畫竹變體的象征，亦可見其在畫史上的意義所在。雖然蘇東坡的朱竹在文學史和畫史上為人所傳誦，但畢竟沒有作品行世，文徵明卻有最早的朱竹作品流傳。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文徵明的朱竹要勝于蘇東坡朱竹。

有別于墨竹的是，朱竹幾乎都是由朱砂所繪，朱砂在民間傳說中有驅邪、辟邪的功能，而“竹”因與“華封三祝”之“祝”諧音，往往有祝福人多富、多壽和多男之意〔25〕。在明代畫竹名家中，便有夏昶（1388—1470）的《三祝圖》、項圣謨（1597—1658）的《三祝圖》（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）和顧聰的《朱筆三祝圖》軸等，都是借畫竹以祝福之意。故文徵明的兩件《朱竹圖》，在單純的“聊寫胸中逸氣”之外，更有祝福的寓意。因兩件作品的相似度極高，故很大程度上是應藝術贊助人的需求，特意所繪。正因如此，反而成就了文徵明在畫竹變體方面的功績。如果說宋克因在試院畫朱竹而在明代畫竹中有篳路藍縷之功的話，文徵明繼之而起所繪的《朱竹圖》，則成為現今畫史中所見最早的朱竹作品，他在畫竹中的地位，并不遜于宋克。又因其有《朱竹圖》行世，且在后世的畫竹名家如金農等人的題記中被提及，因此，其朱竹的風格，對于明代及明以后畫壇來說，是有標桿意義的。

圖6 [明] 孫克弘 朱竹圖 紙本設色 61.7×29.9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

文徵明之后，明代在朱竹方面卓然有成者恐怕非孫克弘莫屬。孫克弘不僅是明代畫史中朱竹作品傳世最多者，其朱竹的藝術特色也要比同時期的其他畫家豐富，從其中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幅《朱竹圖》（圖6）可略窺其畫風。該圖所繪五六叢茂盛的朱竹從太湖石后斜出，在石前側，則有一兩竿矮小的朱竹陪襯。與文徵明朱竹不同的是，此圖中朱竹有濃淡干濕的變化，近處的竹為鮮紅，而遠處則為暗紅甚至淡黑，以表現朱竹的不同距離與光影對比。看得出來，孫克弘對朱竹的游刃有余并不亞于其墨竹，在同時期畫過朱竹的諸家中，亦可稱翹楚。時人王俸稱其“所繪朱竹，各極幻態，而清風髙節，爛然盈卷，東坡諸先生豈能相后先耶”，而陸樹聲亦稱其“髙懷出俗，用朱筆寫竹，奕奕有勝致，一時傳賞”，足見其聲名之隆，影響之盛。〔26〕孫克弘在另一幅《朱竹圖》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）中題識曰：“朱竹不知昉自何代，相傳漢壽亭侯乃倡為之，后蘇長公于場屋中，見研有余朱，戲為數幅，好事者遂仿佛之。管夫人曾寫百幅傳世。要之，竹本綠色，世人恒以墨為點染，若墨可代竹，則朱亦可代墨矣。嗟嗟！今世之朱紫奪色，黑白不分者，豈止一朱竹已耶？”〔27〕不僅再次言及朱竹的源流，并由朱竹談及“朱紫奪色，黑白不分”，進而針砭時弊，為朱竹的內涵另辟一蹊徑。很顯然，無論就朱竹造型的多樣性和漸入佳境的熟練程度，以及傳世作品的數量，并由此而引申的朱竹的內涵與外延，孫克弘都要比其前輩畫家文徵明略勝一籌。即便如此，作為嚆矢的文徵明朱竹在畫史上的意義仍然是不可替代的。

余論

文徵明是一個典型的文人畫家，詩書畫兼精。雖然有足夠的理由相信，文徵明晚年所作的兩件《朱竹圖》只是應受畫者之托所作，或者說可以被稱為應酬之作，但其所傳遞的信息，仍然如同其墨竹畫一樣，是其直抒胸臆的反映。從有關文獻和傳世作品不難看出，文徵明對“竹”保持著持續的摯愛與熱情。在一件《墨竹圖》卷中，文徵明題寫了一首《聽竹》詩：“虛齋生深夜，涼聲送清美。雜珮搖天風，孤琴寫流水。尋聲自何來，蒼竿在庭圯。泠然如有求，聲耳相唯諾。竹聲良已佳，吾耳亦清矣。誰云聲在竹，要識聽由己。人清比修竹，竹瘦比君子。聲入心自通，一物聊彼此。傍人漫求聲，已在無聲里。不然吾自吾，竹亦自竹爾。雖曰與竹居，終然邈千里。請看太始音，豈入箏琶耳？”〔28〕看得出來，文徵明與“竹”之間，已是一種超越物種的神交，他借“竹”的天籟之音，聽到了來自內心的聲音，故所繪諸竹圖，實則是借扶疏搖曳的翠竹，澆胸中塊壘。而他在畫竹中所表現出的脫俗、清雅的氣息貫穿始終，無論是墨竹，還是朱竹，都是如此。明人朱樸有《題文衡山竹》詩云：“衡山先生玉堂客，援筆戲寫青瑯玕。蕭蕭痩干疏疏葉，疑有清風六月寒。”〔29〕而清乾隆亦有《文徵明竹蘭》詩曰：“淇澳風依空谷香，氣求雅合此同堂。衡翁寓意真超俗，所見猶思鶴阜旁。”〔30〕兩詩分別道出了文徵明畫竹中的“清風”與“超俗”，這正是文徵明竹畫中一以貫之的個性所在。他的兩件《朱竹圖》，雖然不乏世俗化的價值取向（如辟邪，如祝福），但個中所表現出的“清風”與“超俗”卻是與墨竹不分伯仲的。正如文徵明在《題竹寄履仁》詩中所說：“竹間佳興屬王猷，竹外風煙寫素秋。市散人間詩欲就，一簾疏雨入西樓。”〔31〕在其兩件《朱竹圖》中，這種“竹間佳興”得到恣肆淋漓的施展，滿紙清風，盡在朱筆之中。

注釋：

〔1〕書畫鑒定家徐邦達和傅熹年認為“畫不佳、存疑”，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（二）》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62頁。

〔2〕王連起《文徵明“臨趙松雪蘭石圖”考——兼談文氏蘭竹題材繪畫》，故宮博物院《吳門畫派研究》，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40—346頁；姜彥文《挺秀之中見精神——文徵明的〈雙柯竹石圖〉》，《老年教育（書畫藝術）》2008年第3期；潘文協《文徵明墨竹研究》，《新美術》2015年第5期；邵彥《文徵明竹石幽蘭畫及相關問題》，載于《蘇州文博論叢》，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159—187頁；李毅《明代文徵明園林題材繪畫中的松竹圖式》，中國美術學院2018年碩士論文。

〔3〕[明] 徐應秋《玉芝堂談薈》卷八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；[明] 徐輶《徐氏筆精》卷五，載《藝彀（外四種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539頁。

〔4〕周道振、張月尊纂《文徵明年譜》卷五，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461頁；周道振編《文徵明書畫簡表》，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62頁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七）》，臺北故宮博物院1991年版，第75頁。

〔5〕周道振編著《文徵明書畫簡表》，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50頁；《故宮書畫圖錄（七）》，臺北故宮博物院1991年版，第103頁。

〔6〕周道振、張月尊纂《文徵明年譜》卷二，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27頁。

〔7〕《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繪畫精品選》，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83頁。

〔8〕潘文協《聊寫胸中逸氣：文徵明墨竹研究》，《蘇州文博論叢2015年（總第6輯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63頁。

〔9〕《石渠寶笈》卷六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10〕同上。

〔11〕同上。

〔12〕[明] 徐輶《徐氏筆精》卷五，載《藝彀（外四種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539頁。

〔13〕[明] 徐應秋《玉芝堂談薈》卷八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14〕[明] 王士禎《香祖筆記》卷十二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15〕[明] 孫繼臬《宗伯集》卷十，明萬歷刻本。

〔16〕[明] 徐熥《幔亭集》卷三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17〕[明] 鄭以偉《靈山藏·詩余》卷五，明崇禎刻本。

〔18〕[明] 陳薦夫《水明樓集》卷二，載韋賓輯《明清別集畫學文獻類聚（29冊）》，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915頁。

〔19〕《石渠寶笈》卷六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20〕[明] 郝玉麟監修《福建通志》卷十一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21〕[明] 王士禎《古夫于亭雜錄》卷四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22〕關于宋克畫竹，參見拙文《明初文人墨竹畫研究》，《蘇州文博論叢2011年（總第2輯）》，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36—243頁。

〔23〕[明] 金農著，侯輝點校《冬心先生集·冬心集拾遺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32頁。

〔24〕同上書，第265頁。

〔25〕關于“華封三祝”，參見拙文《鄭板橋與〈華封三祝圖〉》，《書畫世界》2017年3月號（總第181期）。

〔26〕《石渠寶笈》卷六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〔27〕《故宮書畫圖錄（八）》，臺北故宮博物院1991年版，第187頁。

〔28〕[明] 陸時化撰，徐德明校點《吳越所見書畫錄》卷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68頁。

〔29〕[明] 朱樸《西村詩集·補遺》，欽定四庫全書本。

〔30〕[清] 弘歷《御制詩初集·二集》卷八十七，御制(官修)本。

〔31〕文徵明著，陸曉東點校《莆田集》卷五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80頁。

朱萬章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部研究員

（本文原載《美術觀察》2021年第8期）